改革开放30年商业流行词汇大盘点（图）
【下海经商】：中国几次大的下海经商浪潮发生在1981年、1984年和1992年等几个年份。
1981年主要两大因素导致了社会大量剩余劳动力：一个大批知青返乡；一个是国企的“三产”和“停薪留职”。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很多人的行为还算不上经商，大多都是养鸡、做家具、摆大碗茶之类的小打小闹。“三产”本来是国企主业受阻后展开的商业自救，却本末倒置，没有真正解决冗员过多、效率低下的问题，反而导致人心涣散。
后面两次下海经商浪潮都与邓小平南巡紧密相关。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央领导人寄以厚望的国企改革始终见效甚微，反而南方那片不毛之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1984年元旦刚过，邓小平开始了第一次南巡，先后去了深圳和珠海，并题词肯定两个特区的经济发展。随即，中央宣布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出现了壮观的“孔雀东南飞”景象，大批青年奔向了南方的热土。躁热的情绪迅速发酵，最终导致了“全民经商”浪潮的来临。这一年创业的人有柳传志、王石、张瑞敏、李经纬、段永平、赵新先、李东生、潘宁、牟其中等人，后来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
在短暂的倒春寒后，邓小平于1992年元旦后开始了第二次南巡。与第一次的相对谨慎相比，这一次邓公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特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旗帜鲜明的观点。正如其后的两会期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标题所渲染的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经商热。这次浪潮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大批中低层官员毅然跳下了海，其中包括陈东升、郭凡生、冯仑、田源、薄熙成等人。
（90年代上海人排队申购私人车牌）
1991年5月，发生了一件新闻媒体替企业要债的趣闻。在几年时间内，上海宝钢被拖欠的“三角债”已经累积达20多亿元，企业和政府使用浑身解数也收效甚微，宝钢濒临绝境。一不做二不休，宝钢干脆把一百多家欠债企业名单在媒体上刊登出来。于是，随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全国很多媒体记者掀起了一股替宝钢去要债的热潮，而且收效显著。
也在这一年，朱镕基从上海市委书记调到北京任副总理。素以强硬和务实著称的他，上任后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就是“三角债”。他远赴深受“三角债”之苦的东北三省进行坐镇督战，并在回京后召开了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清理过程中朱镕基还邀请众多媒体进行监督促进。到第二年5月，全国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收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扰中国经济长达数年的魔鬼之链终于解开。
【大包干/承包制】：大包干之所以名噪一时，是因为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队员们冒着坐牢的危险实行的包产到户。此后，因为在农村收到了一包就灵的奇效，国家领导人开始在国企中推行这种“灵丹妙药”，却出现了南橘北枳的意外。
1979年，当时首钢的领导人周冠五不断与各级政府“讨价还价”，从而取得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并且提出了“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的承包方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周冠五的承包制得以顺利进行。到该年底，全国有4200家企业进行了试点。
承包制到1987年达到了最辉煌的时刻。石家庄造纸厂连续三年亏损，业务科长马胜利贴出了大字报，主动请缨承包了该厂，并在一个月后实现盈利。此后，一包就灵的神话开始在全国传诵。经不住那些亏损企业的哀求，马胜利“晓行夜不宿”，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承包了全国各地27家造纸厂，并组建了声势浩大的“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当年8月，国家相关部委兴致勃勃地提出，要让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在当年内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好景不长，几个月后，马胜利的承包神话迅速破灭。
因为承包制无法解决国家既是资产拥有者又是管理者的双重矛盾，从而导致了利益冲突和不公平竞争。一大批厂长经理一夜暴富，普通工人却被慢慢边缘化。而诸如医院、学校、研究机构之类的公益与半公益事业单位也被卷进了承包制的狂潮之中，滋生了以后的种种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