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交大蓬勃的抗日救亡运动，使当局非常恐慌。于是，1939年夏，在当局教育部的指示下，学校成立了“训导处”，并派来了训导主任郭衡和军训教官汪荣、胡灵。紧接着，又成立以郭衡为首的“当局唐山工程学院区党部筹备处”，进一步加强对师生的监视与压制。与此同时，当局平越县党部也升级为特别党部，指使警察、特务、地痞不断地迫害学生，特别是对散居校外的学生，经常进行寻衅和困扰。
白色恐怖虽然笼罩着山城，但交大的领导和大多数教授、职工是爱国爱校爱生的。特别是茅以升院长，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十分关心爱护学生，积极支持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他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同反动势力开展斗争，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保护学生安全。如在1940年春，当局教育部长、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从重庆赴湖南途经贵州，顺路到学院视察。茅院长特意邀他召集师生员工和地方官员、士绅讲话，借以提高学校的声誉与地位。同年5月15日，唐山交大建校四十周年，湘桂、黔桂、滇越等铁路局的许多校友、名流前来祝贺，茅院长又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授意学院扩大庆祝活动。是日，除了召开隆重的庆祝大会外，还举办盛大的学术报告会和运动会，并设盛宴招待各界来宾，借以向地方和校内的反动势力进一步显示力量。当天晚上，学校话剧团演出抗战话剧《前夜》招待来宾。学生会没有给县长魏纶发送请帖，魏因此恼羞成怒。演出开幕后，魏纶带着家属、卫兵步入会场，迳上前排。大家喊他快点坐下，他不但不听，反而回身示威扰乱会场，因而引起公愤。同学们愤怒地骂了他，更使他狼狈不堪，他无可奈何，便命令卫兵鸣枪威胁，一时秩序大乱，随即全城戒严。茅院长一面护送校友、来宾离场，一面命令停演。同学们不畏强暴，排成长队，高歌猛进，冲破戒严，回到宿舍。当夜，在魏纶的指使下，警察局以查户口为名，恣意逮捕了在校外居住的学生。次日，又以学生图谋造反为借口，用罢市断水相威胁，并在街上张贴《严查异党》的密令，到处站岗放哨，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活跃的山城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茅院长为了学生的安全，亲自带着校友、名流，几次找魏纶交涉，才把逮捕的学生保释出来，同时恢复了生活供应，一场风波才告收场。后来，茅院长为此到贵阳向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控告了魏纶，吴乃将魏调走了事。
至此，山城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平静，然而，暗地里却孕育着更加激烈更加复杂的斗争。就在这年秋天，当局反动派又在积极酝酿第二次高潮，平越山城的反动势力随之张牙舞爪。学院在训导处的操纵指使下，学生中的当局员抛头露面了，三青团的破坏活动也随之公开化。他们首先改组了学生会，右派势力上台，紧接着，改组了话剧团、歌咏队，接办了民众夜校，撕毁并查封了进步壁报，传讯和训斥进步同学，民先队员高土钧，无端被训导主任郭衡认为言行不轨、思想左倾，勒令停学一年。一些社团组织也被迫陆续解散。城内，持枪的特务公开出现在街头，夜晚经常无端戒严，突击搜查，同年9月17日夜，悍然拘捕了学院党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大德和党员李宝汉等同志。接着，强行查封了城内出售进步书刊的“八一三”书店。学院里又连续出现多次迫害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的不幸事件。致使山城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暂时遭到了挫折。
在人心惶惶万马齐喑的情况下，茅院长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稳定学院的秩序，经过奔波协商，黔桂铁路局给学校派来校警多人，荷枪实弹，枪上刺刀，每天夜晚沿福泉山、棂星门至师生宿舍站岗戒严，实际上也是给校内外反动势力来个针锋相对，全院师生人心大快。
青春之火是蓬勃旺盛的。交大学生在学运暂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并不因此气馁。他们又纷纷组织起同乡会、同学会等群众团体，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加强联系，增进团结。1940年底，还出现了基督教青年会的群众组织，不时地举办营火晚会，朗诵赞美诗和欣赏外国歌曲，把广大同学紧密团结起来。1941年以后，游泳、赛马、音乐晚会等文体活动进一步蓬勃开展，特别是球类比赛更是盛极一时，其中“大土四足球队”所向披靡，誉满山城。更值得一提的是，交大驻在平越的六个冬春，无论是晨光熹微的清早，还是夕阳西下的傍晚，以及课余饭后休息时间，校园内外到处都可听到《松花江上》、《念故乡》、《长城谣》、《抗战进行曲》、《八百壮士》、《延安颂》等激动人心的歌声，整个山城沉浸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之中，这些雄壮激越的歌声，抒发着一个共同的心声：人心未死，抗战必胜，人民必胜!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平越人民每当想起同交大师生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日日夜夜，怀念的心情就不禁油然而生，许多曾在平越生活过的交大校友，也无限深情地说：“离开平越虽已四十多年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年艰苦的战斗岁月，不会忘记平越的山山水水，更不会忘记亲如家人的平越父老兄弟”！
资料来源：选自《福泉文史资料选辑》1986年12月
作者简介：吕品，贵州福泉县文史馆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