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0米的牵挂凝视古桥，并被古桥凝视，是一种幸福。为享受这种幸福，我点燃了自己的一炷心香，还趁便带来了两脚夕照。
桥无言。只有桥头的皂角树、女贞树和许多不知名的灌木林丛，迎风抒发着自己的情绪，旁若无人地与桥下梦呓似的江水轻声呼应。
我曾仔细读过桥的有关材料，知道这是一段隐匿在深山峡谷中的物化的历史。然历史已被删繁就简，抽象出来不过就是一个几何图案，不过就是三个圆弧顶起的一个朴素的平台罢了。平台修长、阔直、规整，像一条横空平伸的肌肉隆起的胳膊。胳膊两端紧紧抓住悬崖峭壁、绿野青山，蜿蜒起伏的驿道从那里带子般地伸入翠微深处。胳膊中间则跑得了人，走得了马，行得了日月，载得了春秋……
就这样，江流在桥孔下急一阵、缓一阵地淌过，日子在桥面上重一脚、轻一脚地迈过。胳膊上走过了明，走过了清，走过了民国……至20世纪80年代人民政府将其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对象，再到我们这些探视者将21世纪的问候捎到桥头上时，石桥已是近四百岁高龄了。风雨虽已剥蚀了其容颜，时间也为它织起了苔衣，但它腿不软，腰不弯，“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身板仍然硬朗。不过，一个被长久冷置的生命，总会对后人的来访保持着宠辱不惊的沉默，因而那些被磨得发亮的石板以及石缝间丛生的凄迷杂草，都是十分地淡然，淡然得竞只愿留下一抹斜阳而不肯保存游览者的半只鞋印。
但我依然对它满怀敬意。我深知它什么都可以忘记，但决不会忘记两个人，一个是古代人葛镜，一个是现代人茅以升，前者是桥的缔造者，后者是桥的知己。桥孔上倒垂的如帘古藤，岁岁悬挂的正是这一份苍绿心事。
当年，平越麻哈江是云贵通往湖广、京城的古驿道必经之地，因行人只能浮舟以渡，常被山洪激流吞没，向被视作畏途。明正德三年(1508)，大哲学家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今修文县)为驿丞，路经这一带时，就曾题诗：“鸟道萦纡下七盘，古藤苍木峡声寒。境多奇绝非吾土，时可淹留是谪官……”这里的奇险鸟道，令人胆寒的峡江激流，已在远来谪官的心中留下了重重一笔。自此六十年后，平越卫(今福泉市)人葛镜宦游归里，叹关山之难度，悲失路之行人，决心修桥利民，以济往来。据《平越直隶州志》等史籍载：明万历年间(1573—1619)，葛镜始修于麻哈江上游，未成即塌，人称“上倒桥”；复修于下游，桥虽成却再被洪水所圮，人称“下倒桥”。虽屡建屡毁，葛镜仍矢志不移，表示“吾愿罄竭家资，以成此桥”，并作歌自誓：“亘石昨庆桥成矣，江流湍急桥复圮，持一片心盟白水，桥不成兮镜不死!”于是变卖家产，广寻工匠，重勘水文，另择桥址，垒基于渊，砌墩于礁，横空以索道运料，立木以悬梁架拱，尤其是巧借地形，将西岸桥礅垒于峻崖削壁之间，那方寸之地皆由工匠千锤万錾凿出……待全部峻工，历时已三十余年矣!葛镜也因殚精竭虑，积劳成疾，不幸于桥成后次年亡故。时云贵总督张鹤鸣路经此桥，嘉镜之行，怜镜之死，曾亲题“葛镜桥’三字刻石于桥头，并撰《葛镜桥碑记》云：“夫镜一匹夫耳，非有陶朱、猗顿之富，建桥一念，至死不移，计费不下五六千金，前后三十年，功始成此，其从容乐善，不吝不倦，岂世俗人所能企其万一者!”
“不吝”者，慷慨之义也；“不倦”者，奋斗之志也；“从容乐善”者，古道热肠之美德也。正是这精神，这意志，这美德，使得麻哈江之驿路“古道”，新添了一段“热肠”——一段跨水担山，连结东西两岸的“热肠’。由此，古驿道的脉络得以贯通，天涯断肠人的愁怀得以慰藉，祭祀的香火得以在桥头缭绕，联翩的美谈、佳话得以在民间传扬。
葛镜桥俗称“豆腐桥”，一方面是因为所用料石皆方整均匀，状似豆腐，另一方面也缘自于一则遐迩皆闻的传说：时在福泉山修道的仙人张三丰，感念葛镜为修桥而呕心沥血，形容枯槁，遂托梦平越城内百姓每家磨豆腐一箱置于门外，令山神土地星夜运往江边工地备用。张三丰亲自化豆腐为科石，助其在洪水到来之前将桥建成。
传说虽属子虚乌有，历代文人题咏却是实在而又拥挤。云贵总督张鹤呜立马桥头，赞它是：“英雄万代沧桑改，功德千年姓字题。百尺长虹摇碧影，九溪烟霞带晴霓。”贵州巡抚郭子章望空遥拜，赞它是：“麻哈江头锁碧波，知君几度布金多。三春重压雷霆吼，万里如从枕席过。”崇祯年间平越举人戴崇召青衫竹杖，荷酒而来，赞它是“三十年持一志，再挫竞成功，安得希贤者，专精似葛公。”明末清初著名诗僧钱邦芑芒鞋破钵，踏歌而至，赞它是：“五丁凿险支飞阁，八柱凌空架玉虹。走石秦鞭今始见，驱神夏铎此为雄。”还有民国年间的丁尚固，朱扶枢、刘增礼等多位骚人墨客为之慨然挥毫……桥的结实韵脚，响亮地押在了山水的腰部，历史的舌端。于是，桥头又便有了“三元阁”的建筑，有了“葛镜庙”的钟鸣，有了踞崖而立的诗碑，有了慕名而来的野树杂花的安家落户。
抗日战争时期，唐山工程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相继内迁福泉，曾一度合并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史称“平越交大”。自1939年春至1945年春，交大师生的琅琅书声在福泉上空一响六年。葛镜桥就在县城近郊2．5公里处，它既是交大师生散步流连的好去处，又是他们实习的好课堂。同是修桥铺路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交大师生与葛镜桥有着一种近乎天然的联系。师生们平时以书为桥，闲暇时则以桥为书。一边是铁肩担道义的古代名桥，一边是妙手著文章的现代学子，两方面的遇合，便生动了许多朝晖夕岚，炎夏寒冬。因此，当茅以升博士踏上葛镜桥时，不啻是一座津梁对另一座津梁的造访，一副热心肠对另一副热心肠的叩问，一个伟大人格与另一个坚韧灵魂的跨时空对接。茅以升凭栏而立，俯视激流，仰首关山，不能不想起另一座桥——那在杭州由他亲自设计建造，又由他亲自指挥炸毁的钱塘江大桥。那座长达1453米的当时中国最大的铁路公路大桥，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但为不致落入侵华日寇之手，刚出世还不到四个月的大桥，就于1937年12月23日被他忍痛含悲地炸毁了。茅以升的丧“子”之痛在这里得到了些微补偿，他把对于彼桥的牵挂移系在此桥身上了。于是，他多次带领学生来这里测算，测得桥长52.40米，桥宽8.50米，桥高23米，最大孔径为19.62米，其余两孔为11.30米和6.26米，并用现代力学原理分析其结构，得出的结论是：桥之“各孔静荷载与对称的活荷载”，抗压均无问题，即便是10吨重型汽车通过，也可安全无虞。茅以升为之叹赏有加，敬佩地把它写进了日后出版的《中国桥梁技术史》一书，说它“坚固耐久”，“雄伟壮观”，称誉葛镜是“家族独资建桥”的楷模，历经“几毁几建，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完成了桥的技术史的改革”。
还应该记住当时交大的另一位教授——郭忠忱博士，他在指导学生进行应用力学数值计算时，严格要求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否则该题即判零分。他的一句口头禅是：你不能等到桥出了质量问题才来检查小数点是否计算有误……
如今，公路桥、铁路桥的相继兴起，早已取代了葛镜桥的位置，络绎于途的商贾行旅早已被置换成了零零星星的牧童村姑。桥头建筑已荡然无存，古桥日夜面对的不过是苍苍幽壑，寂寂浪波。但它依然坚守着，坚守着一个朴素的承诺。52.40米的牵挂，被延伸到了天南海北，甚至异国他乡。我曾有幸读到原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史德顿学院张以桢教授的诗文——那篇发布于20世纪90年代的《蓝桥春梦忆平越》。张先生在诗中说：“久别班门情未消，云山怅望嗟途遥。登楼怀念南城口，渡海相思豆腐桥。”又在文中说：“虽然我在纽约已经住了二十多年，而在平越生活不过短短四年，但脑海中平越印象之深，却远远超过现在的纽约。我对平越印象最深刻的景点，计有两处：一是南城门外的坡道，一是南郊的豆腐桥……我在加州小住时，常到金门大桥去玩，至于Verrazano大桥，更是我的‘家常便道’。金门大桥是红色纤细的桥，柔美却显得软弱。Verrazano大桥是蓝色粗壮的桥，雄壮却有些粗俗。只有我脑海中的‘豆腐桥’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桥，因为它不但雄伟壮丽，风光旖旎，而且具有仙气。豆腐桥是一块一块像豆腐般的石头垒成的，横跨在峭壁深涧之上，淡青微白的光泽映衬着绿树红霞，青山碧水，实在是美得不可方物……”
张以桢先生心目中的豆腐桥，是柔与刚的结合，力与美的化身。我则想起了近年来国内时有报道的坍塌的“豆腐渣桥”。以福泉豆腐桥和那些“豆腐渣桥”比较，论外观，后者不知要光鲜多少倍；论造价，后者也不知要昂贵多少倍，然而论工程质量呢?“豆腐渣”三字已足以揭示个中要义。
桥的坍塌缘于人的理念的毁损和信仰的颠覆。“古道”多被废弃，“热肠”渐已冷却，“古道热肠”早成了尘封在辞典中的遥远记忆。当江边救人也需要先讨论“救溺费”的时候，当途中问路也需要先协议“答疑费”的时候，那些愿意解囊修桥的人能不感到齿冷，那些乐意捐资铺路的人能不觉得心寒么!再者，“过河拆桥”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所一向反对的，然而却又是近年来一些人所热衷于蛮干的，拆古城墙，拆古寺观，拆古民居……一面是辛辛苦苦的建设，一面是大大方方的破坏，人们在憧憬着、创造着明天的同时，却把昨天的许多美好的东西连同其记忆给大方地扔掉了。记得伍尔芙说过，“生命的部分根基在于记忆”，董桥也说：“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沉闷、堕落。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然而我们中的不少人恰是松动了这个“根基”，或者正在冠冕堂皇地干着“刨根”的差事和制造“枯井”的差事。我们还会继续打造新桥，打造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新桥，但是很难设想，一座缺少文化道义和精神主轴的桥梁会把人坚实地导向彼岸。有鉴于此，葛镜桥实在是足以成为“镜鉴”后人的精神坐标的。
作别古桥时，恰逢几个十来岁的学生放学归家，他们所在的乡村小学就在桥头坡顶上。我问：知道这座桥的名称吗?答：知道，叫豆腐桥。又问：知道它原来还有一个名称吗?答：不知道。再问：听说过葛镜造桥的故事吗?答：没听说过。我愕然。就在他们身边的一段历史，每日都要往返数次的一处文物保护胜迹，无论老师还是其家长竟然都没有想到过要讲给孩子们听听
沉默中，我斜倚暮色，向着葛镜桥鞠了一躬，深深地鞠了一躬。
